培根指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因此他所能作的和所能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或在思想上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也就只有那么多。过此，他既不知道什么，也不能做什么。”然而，通过逻辑而被固定下来的种种错误观念，却阻碍着通向真理的道路。“现在占据着人的理智并且在里面已经根深蒂固的各种假象和错误观念，不仅是非常扰乱人心，使真理很难以进来，而且即使进来以后，如果人们事前不提防这种危险，使自己尽量巩固起来抵御它们的进攻，它们就会在科学开始复兴的时候，又找上我们和扰乱我们。”
显然，人们之所以只能看到事物的假象，不仅仅是由于受错误观念的作用和影响，更主要的还在于这种错误观念的产生是同认知主体的幻觉相关联的；其中由于渗进了想象的成分，因而使人们所看到的事物便不是它所呈现出的本来形态，而是搀杂了种种主观因素{意愿、欲望、期待等等}，所以也就具有了幻想性，即具有了虚幻的成分。我们要弄清楚人们之所以看不到事物的真相，而只看到事物的假象，就必须从这种虚幻的成分中去找它的原因。

培根把这些虚幻的成分分为四种，即：“种族”、“洞穴”、“市场”和“剧场”，并从而形成了这样四种假象，即：“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
所谓“种族假象”，它存在于人的天性之中，存在于人类的种族之中。培根指出，认为人的感觉是事物的尺度，乃是一种错误的论断。相反地，一切感觉，不论是感官的知觉还是心灵的知觉，都是以个人的尺度为根据的，而不是以宇宙的尺度为根据。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外部事物的感知，不是事物的自然标准，也不是感官的客观标准，而只是个人主观的、自我的标准。一方面，人的理智在本性上喜欢抽象，并且喜欢赋予飘忽不定的东西一种实体和实在；而另一方面，“或者是由于人的精神的实体气质相同，或者是由于它的成见，或者是由于它的狭隘性，或者是由于它的无休无止的运动，或者是由于一种情感的灌注，或者是由于感官的无力，或者是由于印象产生的方式”，而导致了“种族假象”的产生。这样一来，人的理智就变得好像是一面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混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
显然，培根所说的“种族”只具有比喻的意义。但是，事实上，个人对外部事物的感知，原始的、种族的因素倒的确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看，作为心理建构、认知建构的基础，乃是集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则直接来源于集体表象。如果我们把由于种族原因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作为培根所说的“人的精神的实体气质相同”、“成见”、“狭隘性”等等性质的根源，那倒的确揭示了“种族假象”的本质，并从而使培根的比喻获得了科学的内涵。

如果说“种族假象”是一种集体假象，那么，“洞穴假象”则是一种个人假象。培根认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洞穴”。正是由于这种洞穴的作用和影响，“使自然之光发生曲折和改变颜色。”他所作的这一比喻在于表明，由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特有的天性；或者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者是由于读书和他所崇拜的权威；或者是由于印象产生于具有成见的人心中抑或产生于漠然无动于衷的人心中而有所不同，如此等等所造成的，便不仅仅是各个人的精神各不相同，而且还变幻不定。这样，就形成了各个人的不同的假象。正是基于这一观点，他认为：“‘洞穴假象’的产生是由于每个人的心理或身体上的特殊结构；也是由于教育、习惯和偶然的原因。这种假象是很多的，而且各式各样。”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不仅个人的人格建构，而且个人的知识建构，既要受到先天性因素{本能、集体无意识、尤其是性格}的作用， 也要受到后天性因素{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生活经验}的影响。因此培根把“洞穴假象”界定为“个人的假象”，并且产生于后天的原因，这无疑是颇有见地的。由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洞穴”，因而才使这种假象不仅是各式各样的，而且总是同个人的性格有高度的关联性。

由人们彼此交往、互通信息的活动中形成的假象，培根称为“市场假象”。不言而喻，不仅信息的交流，而且相互的交往，都是借助于语言来进行的；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假象，根源也就恰恰在语词上。因为语言的意义是根据普通人的理解来确定的，如果用语选择得不恰当，就会阻碍人们的理解。尽管人们相信他们的理智能够正确地使用语词，但实际上语词也会反作用于理智，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使哲学和科学流于诡辩和无能为力。他指出：“语词加于理智之上的假象有两种。它们或者是不存在的事物的名称{因为正如有由于缺乏观察而没有命名的东西一样，也有由于幻觉的假设而产生的、在实际上没有东西与之相应的名称}，或者是它们是存在的、但是混乱而没有明确定义的、匆匆忙忙地和随便从实际引申出来的东西的名称。”他断言：“语词显然是强制和统治人的理智的，它使一切陷于混乱，并且使人陷于无数空洞的争辩和无聊的幻想。”
毋庸置疑，语词的不准确、多义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理解—解释上的混乱，是形成“市场假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正是这个缘故，在现代，才形成了语义学、语言哲学等学科，以试图消除语言所造成的混乱。但同样重要的是，语言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它所传递的不但可能有假信息，而且也可能由于受纳者在解读信息时误解了信息的含义，从而导致“市场假象”的产生。在人们的各种假象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假象”；而“市场假象”之得以形成，便在于人们彼此之间的以讹传讹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读信息。
最后是“剧场假象”。培根指出，这是从各种哲学教条、以及从证明法则移植到人心中的假象。因为在他看来，“一切流行的体系都不过是许多舞台上的戏剧，根据一种不真实的布景方式来表现它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罢了。”所以，他也把这种假象称为“体系的假象”。他认为，这种假象不是天赋的，也不是暗中潜入理智中的，而是“从哲学体系的剧本和乖谬的证明规则印到和接受到人的心里上面来的。”由此表明，“剧场假象”的形成，正如我们看戏一样，虽然目的在于娱乐，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剧中故事情节的感染，而使剧中所流露出的感情、思想、价值观念等等，被我们所受纳、所汲取。

不言而喻，所谓“剧场假象”不仅限于哲学体系所造成的假象，所有意识形态都可能造成这种假象。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所以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便在于精神文化的生产者大多数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同时他们也控制着各种传播媒体，以致于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就只能从统治阶级那里获得精神文化。这样，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剧场假象”。传统社会之所以不能没有意识形态这一精神支柱的支撑，便因为只有借助于“剧场假象”，才可能使被统治阶级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存的社会等级结构，并承认现存的社会法律秩序。
培根的四种假象说，长期以来，似乎没有受到哲学界和思想界应有的重视。其实，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它不仅解决了认识论上的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在于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因为它对于人们求得真知并没有实质性意义；也不在于认识的本原是精神还是物质，因为它对于人们求得真知也没有实质性意义。要求得真知，根本在于消除妨碍认识的因素；而培根所提出的四种假象则正是人们通向真理的重大障碍。其所以如此，便在于这些假象的作用和影响，蒙蔽了、扭曲了人们的理智，使人们的思想变得狭隘，囿于成见，受感情的左右，受偏见的支配，以致于主观的意愿操纵着客观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当然难以把握事物的真相，所看见的大抵都是假象而已。以假作真，以假乱真，当然便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以求得对事物的真相的认识。因此，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或者是在哲学思考中，人们尽管可以建构起庞大的观念系统、科学理论、哲学体系，但归根结柢，这些东西大抵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所以，只有破除了假象的屏障，人们才可能走向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培根的这一观点，较之在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上纠缠不休，岂不是要高明得多。但不仅如此，由于培根对四种假象所作的分析，使我们知道了人们仅凭感官去感知事物是不够的，因为感官是不可靠的。但同样清楚的是，人们仅凭理性思维、运用三段论进行推理也是不够的，因为理智也会受到假象的欺骗。诚然，逻辑推理的三段论及其四定律，可以使人们思维清晰，不自相矛盾，因而理性思维是不可缺少的认识工具。但是，如果我们立论是基础在建立在假象之上的，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悲剧，难道不正是三段论所导致的？所以，培根的观点不仅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于三段论的盲目迷信，而他所提倡的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则有助于人们从根本上去揭示事物的真相。无疑，这又从方法论上为人们走向真理铺平了道路。 <收起